『孙和平.博客』

盘歌

hellohzq — Tue, 02 Mar 2010 01:00:00 +0800

四川民歌的一种歌唱形式，以连环问答形式对歌、赛歌。内容广泛，充满知识性、趣味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打动人心，启迪智慧，引人思辨。乡民自发举行的盘歌会，一般安排在三月三、九月九等传统节庆日或栽秧、薅秧和薅苞谷草季节，甲乙双方或二至四名歌手，或一对一；或一问一答，或一人一歌。不打重台，以谁唱得又好又多取胜。在盘歌现场，双方都有众多加油助威的人员，加上四方远近兴冲冲来赶热闹的乡民，一如当今的“凉粉儿”、“粉丝”等追星一族，遍布山村，岩下坡上，田边地角，可谓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盘歌开头，常有礼节性的套句：诸位唱歌要协力，唱个桃园三结义，你是桃园老大哥，我是桃园小兄弟。或谦逊一番：至诚至诚真至诚，麻雀飞进篙枝林。麻雀站在篙枝上，颤颤抖抖入歌门。开始短兵相接，时而盘问庄稼牲畜动物特征：啥子出世脚脚长？啥子出世拜四方？啥子出世不吃奶？啥子出世不认娘？答：骡子出世脚脚长，牛儿出世拜四方，鸡子出世不吃奶，鸭儿出世不认娘。（无名氏唱）又如：栀子花儿瓣瓣青，唱个盘歌盘先生：什么怀胎怀得高？什么怀胎半中腰？栀子花儿瓣瓣白，你那个盘歌我晓得。高粱怀胎怀得高，苞谷怀胎半中腰。栀子花儿瓣瓣青，唱个盘歌盘先生：啥子过河一杆枪？啥子死在大路上？栀子花儿瓣瓣白，你那个盘歌我晓得：梭佬儿（蛇）过河一杆枪，蛐蟮儿死在大路上。（巴中巴州区光辉乡民歌手别文堂老人所唱）时而盘问历史文化知识：你唱山歌来得快，什么人卖无心菜？什么人把朝入？什么人把江山败？答：我唱山歌并不快，苏妲己卖无心菜，姜子牙，把朝入，商纣王把江山败。有时故意出难题考对方：一座山岩好多包？一条黄牛好多毛？一个筛子好多眼？一个磨子好多槽？答者成竹在胸：只认山岩不认包？只认黄牛不认毛？只认筛子不认眼？只认磨子不认槽。歌手们兴致越来越高，灵感百出，佳曲妙句，娓娓如高天流云，浩浩如大河奔流。赢得乡亲们的热烈喝彩声此起彼伏。
现场盘歌，无疑是勇气的考验，智慧的较量，才艺的展示，丰富知识的灵活运用。惟有生活深处的广大人民群众被劳动赋予了如此高超的智慧和灵气。在农耕时代，面对艰难沉重的生活，人民并不悲观绝望，而总是将生活升华为心灵的歌唱。盘歌这一民间艺术在很高的程度上表现了劳动群众身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别氏家族名物二解

hellohzq — Tue, 02 Mar 2010 01:00:00 +0800

名解一：柏顶
据别家先祖碑记所载，别家入川始祖别维汉，当年插籍落业在“柏顶”一地。
“柏顶”含义有三：
其一、柏，方音bie ,与别姓谐音，带了某种内在联系，寄寓“堂屋栽柏树——有根之家”的传统说法。始祖别维汉插籍落业在此，冥冥中难道有命运的某种预先安排？
其二、柏，字面好看。顶，高端。柏顶，作地名，也就有了特定的指示性地标意义和标杆意义；还有节节高升、目标高远、境界崇高的象征意义；
其三、柏，作为自然物，具有生态学原创意味。

名解二：别正堂
是别氏家族中兴进程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核心人物。在发起编撰“四川巴中《柏顶别氏族谱》”、寻访联络组织巴中、南江别氏族人、培育后辈儿孙学习做人等多方面起了积极关键的作用。今高寿八十，鹤发童颜，一和颐慈祥之老翁也。
自幼聪明好学，虽家贫如洗，饱尝艰辛，但不改志气，勤奋努力。明事理，重亲情，厚人文。经历丰富，世事洞明。参加信用联社工作数十年，担任主任职务，事业宏盛，成绩卓然，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忠诚品质和领导组织才干。
某年，别家三合院初经堪舆，未见有甚特殊。待丈量其堂屋，东西向，卯西线略偏。风水师一惊，所架罗盘顿时下坐，不禁暗暗叫道：好地势也。
房主别正堂，貌不惊人，作风平实。取名“正堂”，有凛然之气，得四聚之风，充满内在力量。
呜呼，人以屋名、屋同人名，恰得天人合一之验证也。

论开江在外乡友以及农民工群体

hellohzq — Mon, 01 Mar 2010 01:00:00 +0800

一、在外乡友与民工潮
开江一县，在外乡友究竟有多少？大概无法统计。可估算为两个基本数字，一个是指历年读书、当兵、招工而出外的乡友人数，另一个数字则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去沿海及省内外多个城市的农民工。农民工总数大约为10万人；其他乡友总人数假设为开江现在人口总数的10%，则为五六万人。以建国60年每年走出开江的平均人数，则为1000人。其中，以三个三分之一计算，外出求学的数量约为300余人，当兵约为300余人，招工或其他外迁的数量为300余人。近几年，出外求学人数猛增，多达2000人以上。非农业人口包括干部职工、城镇居民移居外地如成都、重庆等地以及外省的人数猛增，平均每年迁移数量不下一万。这部分人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退休、离岗待退人员，他们在开江拿工资、但吃喝拉撒却不在开江。
（在外乡友群体有一个“代际转换”的特点。经过年代演化，乡友必然通过代际形式转换为第二代、第三代，其“乡友”概念的内涵逐渐发生变化，乡情、亲情、友情也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不但大大减少了农业劳动的时间，而且庄稼也种好了。新的俗语说：“一个月过年，两个月种田，九个月挣钱。”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传导了这样一个信息：让更多农民走出土地，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民工出川”劳务输出，为开江农民工走出开江提供了历史机遇。所谓“九个月挣钱”，就是指农民外出打工，寻求劳动力的出路。据统计，九五期间，四川输出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破5000多万人，占农村劳动总数的1/5，占全国劳动农民的1/6，是中国民工潮的主要源头。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3000元，净收入1500元。2000年实现劳务收入450多亿元，其中通过邮局汇回现金210亿元，相当于四川省全年的财政收入。农民工出川，2005年转移和输出农村劳动力1637.3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722亿元。转移输出规模和劳务收入位居全国第一。1 然而，离开祖祖辈辈厮守的家园，放弃土地主人的自尊自矜，放弃家园的清闲和安逸而外出打工，大多是干城市里最重最脏最累的苦力，而所得甚微，那真是受罪。能不出去吗?不出去，就摆脱不了贫困，就没有希望。
二、农民工与县域经济
上世纪1999年代，笔者通过调查,对开江县域经济1998年的一组数据作了分析，可看到农民工劳务输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地方经济是一个什么状况?
    第一组数字：全县52万人口，光是吃财政饭要花的钱都必须是7000万元，而县里全年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元，且年年下降，财政缺口多达3000万元，赤字为43%，成了财政“倒差”县。这样的财政能维持下去吗?可它的财政的确是平静地过着日子。
    第二组数字：县内有5家银行和其他诸如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早在90年代初，各家银行因不良贷款所挂的呆帐、死帐都至少在数千万元以上。近几年，为数本来不多的企业纷纷倒闭，加之近30个乡镇人民政府这些年来以政府名义平均所贷百万元的款项，早已把各银行部门拖下了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一切都不难说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实早已在本县存在。可是，几家银行一仍其旧，平平静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这样的金融机构真能维持下去吗?
    第三组数据：全县近年来，至少有六七万直至十万人次的农民工(包括下岗工人和城镇无业人员)到沿海和外地打工。任市镇万年村七社180人，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社里只剩60余留守的老弱幼童。普安镇仙人岩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全村总人口近50%。各地农村普遍出现这样的情况，外出打工人数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外出打工成了农民增收的最基本最重要途径。
一年到头，他们节省了在县内的全部吃穿用之外，还将仅剩一点血汗钱寄回家乡。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每年通过邮政汇寄回乡的钱，就高达1.40亿元之巨。这一笔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据《四川日报》2001年2月20日消息，渠县130多万人口中，有近25万农民外出打工，2000年邮寄回渠县8亿多元。深圳农民工每年通过邮局汇出100亿美元。另据《四川日报》2001年3月5日消息，开江县劳务输出12万人，劳务收入达1.50亿元。
1.50亿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县内银行有了这笔送上门来的巨款，早已填实了死帐呆帐等不良贷款所造成的亏损窟窿!县内财政有了这笔可以借用的钱，可以大大缓解支付的紧张和困难! 且不说，它的少部分用于消费，会是怎样地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怎样地繁荣城乡商贸市场?
中国的普通劳动群众，其创造伟力之深厚巨大，能不让人为之感叹吗?以上关于县域经济的一组数据，是否透露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县域经济的真实状况?
三、乡友文化
开江县至少有10万青壮农民组成的打工队伍常年出门在外，主要分布于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和内地的重庆和本省成都各地。广东中山市一地，因开江农民工众多，聚集庞大，形成一个独具文化圈层的小社会，被称为“小开江”。而据说开江企业家较为集中在东莞市一带发展。如此聚集现象，让我们看到很多历史性的巨大改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出路问题、经济收入、生活资料开始富余等。清代前期有移民“湖广填四川”，不想当代近20年中，农民工倒来了个“四川填广东”。在开江这样偏远落后的小县，资源外流使经济社会发展大受影响，但农民工外流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给开江家乡回流的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开江农民工群体和在外乡友，正在形成以广东开江人为主体、以北京、江苏、浙江、重庆、成都开江人为方阵的态势，所拥有的经济社会实力及其文化能量，已经成为推动开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乡友群体拥有的实力和影响力，体现为：
（1）每年直接汇回家乡约2.00亿元人民币汇款；
（2）产生了一大批企业家、党政领导人才、管理人才和科技专门人才；
（3）主体性推动新农村社会面貌改观和城市化进程；
（4）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和思想精神普遍大幅度提高。
外出务工，还使农民开阔了眼界，廓大了胸襟，增加了社会接触，学到了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懂技能、有素质的高端劳务人员。而且增强了公民意识，提高了素质，掌握了信息，经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塑造了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独立性、进取性、开放性、灵活性的性格气质，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乡友企业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创造性经营业绩和经营理念，也是一笔巨大财富，对家乡建设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重庆奥韵实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乡友孙仁元，经历艰苦创业10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功实现两次创业和转型。首先是经营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建材入手，从一个小门点扩大到3800平方米的展场，到18个品牌的总代理，成为重庆建材流通行业的龙头老大，奥韵品牌铸就企业发展大平台、大舞台。第二次，从高端商业入手，进入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商行业，获得巨大成功。现进一步进军金融行业，从事小额贷款和担保经营，为社会服务，传承责任，迎接第三次创业。公司用辛勤、用品牌、用服务、用诚信、用创造,融入时代巨变;用智慧、用意志、用气魄、用自信、用耐心,展示集团风采，成为开江乡友企业和企业家的一个代表。
早在80年代中期，由开江县政协原副主席王树忠发起，建立了以县主要领导担任主任的县智力支乡联络委员会，与县政协办公室合署办公。在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县政协在北京、成都、重庆等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乡友联谊工作。2003年，新一届政协把智力支乡工作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它作为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来抓，及时建议县委调整充实了县智力支乡联络委员会及办公室组成人员，为办公室增设了事业编制，工作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使智力支乡工作在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等方面有了可靠的保障。另外，该县还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立了智力支乡分会或联络组。县政协始终把智力支乡工作作为政协服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的着力点，使政协工作始终与党委、政府工作同心、同向、合拍，有力地促进了该县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县智力支乡办公室还被县委、县政府表彰为2004年度招商引资先进集体。
联络乡友感情，凝聚乡友力量，开发乡友的经济文化资源，已经形成良好深厚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清末建于成都省城的“新宁会馆”。各地松散型智力支乡群体组织开展活动，使作为异乡异客的乡友产生对于故土的怀想、关注和期望等情感，并获得唯来自故乡的情事才有的精神和心理满足。这一交流、沟通的功能效应，就是文化亲和、凝聚的效应，就是热爱开江、发展开江的精神动力和创造力效应。日益增长的“乡情”、“亲情”文化精神需要和追求，整体上已构成了一种越来越倾向于家乡的巨大利益，同时在更深层次上形成了一种文化和文化资源。
这叫什么文化呢？叫“乡友文化”吧。
“乡友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何认识，需要加以研究。 “乡友文化”，是我们开江的一笔巨大资源。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需要加以总结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层面高度来看，从而把智力支乡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孙和平撰文）

开江县乡村名录

hellohzq — Mon, 26 Oct 2009 01:00:00 +0800

回龙镇
回龙场方言地名。位于县境之北的七里峡山脉的尽头。七里峡山脉是开江三条主要山脉之一。有流贯前厢的新宁河从旁侧迂回而过。被传统理念认为是“龙脉 ”之地。又，龙分九势，曰回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腾龙、出洋龙、领群龙。取其地势而名为“回龙”，反映了古人的聚落文化观念。西魏废帝二年(553)，该地设东关郡和蛇龙县。

回龙乡
    锁口庙村
    陈家沟村
    盘龙山村
    保和寨村
    雷打石
    乐园
    高板桥
    于家坡
    赵家坪
天师乡
    纸厂沟
    尖峰寨
    麦草坪
    龙家坝
    白果
    李家坝
    高坪
    朱家坝
    崔家坝
    万家坡
长田乡
    长田
    白鹤寺
    朱家坪
    舒家沟
    庙子岭
    盘石
    刘家包
    岩门子
骑龙乡
    方居庙
    新店子
    六家坝该地挨一挨二连着6个小坝子，早年分别住着6户人家。李克友、李世浩父亲李大典。湖广填川八弟兄，途中死了一个。大房落业六家坝。
    沙河
    老桥
    水口山
    石骡子
    葫芦井

普安镇
    新宁乡
    杨家坝
    廖家沟
    红岩子
    天星坝
    观音寨
    三洞桥
       接龙桥接龙桥方言地名。古时开江(新宁)县衙按官制营造，座北朝南。根据勘舆，认为座北一方的祖山自沙坝场方向蜿蜒而来，龙脉很远，但临近北门时却被双河阻断。为培植风水，接龙进城，明代时期修造了大石拱桥，特取名“接龙桥”。在今天看来，为 “接龙”而耗资修桥，显得不可理解，似乎是缺乏科学意识的行政决策。但该地是交通要冲，为方便人们进城出城而修桥，却又是十分必要而合理的了。
    九石坎方言地名。在普安镇东街外。新宁乡九石坎村八社傅家院子龙门一侧，有一口水井叫老鸦井，源于九股清泉。修九级石阶供人下到井边担水，故名。旧志载其“水味甘冽，其凉震齿”。民间认为井水养百家，合九井水之力能祛病洗衰除霉气。
    青堆子
    新河
宝塔坝乡
    宝塔坝
    文家梁
    罗家堰
    新场
    打渔洞
    谭家咀
    马溪
    东岳
    玉皇观
    界牌沟
    筒车铺

杨柳乡
    杨柳湾
    仙耳岩
    水口庙
    羊马寨
    五块碑
    落山槽
    胜利
    檀木坳
    水磨滩
    罗家坡
    插旗山
明月坝乡
    明月坝
       二里半二里半方言地名。开江县城与普安镇相距仅五里。“二里半”即指城普路的正中位置。例：你走到哪里来了?走到二里半来了。
    红庙
    黄泥沟
    城厢镇
    圆井眼
    黑宝塔
    老鹰岩
    白马
    莲花寺
    林桐山
    马蹄滩
    穿心店
东门乡
    三里桥
    五里桥
    八里桥
    真武宫
    瓦店子
    孙家沟
    胡家沟
    金鸡寨
    梅子桥
    万花岭
    竹山湾
    店子坝
    桥亭
    白云
永兴乡
    柳家坪
    门坎坡（5大队）
    席家坝
    方家沟该村小学校址是解放初中坝乡政府所在地。后撤销乡建置。另有瀚田坝煤矿。
    姚家坝（8大队） 1 2队姚家坝，有叉公路，左去方家沟，右去新太。3队田家湾李世明 7队水龙湾（水龙王庙）朱占田。
    老河堰
    何家垭口
    八庙
    糖坊坝（1大队）
    箭口
    石堰口有古堰石家堰。
    一碗水
新太乡
    旱田坝
    观音桥
    李家桥
    开源
    太平桥
    罗家坪
    龙形山
    天成罆

灵岩乡
    分水岭
    邱家桥
       凉水井开江民间有一个说法：当喝了碗凉水。形容心情快适、神清气爽。是在艰辛劳作或行走路上喝凉水解渴解乏才会获得的感受，故有此说。又，各地水井因此而多以“凉水井”名之。

    李家咀
    灵岩寺
    虾扒口
    桂花院
    自生寨
    白竹山
    天宝寨
    土地坪
    新寨子
梅家乡
    梅家坝
    小方城
    老山
    水蹬口
    大堰塘
    长冲
    茅坪寺
    小溪沟
    交易山
    踏水桥
    马黄沟
    云龙桥
沙坝场乡
    沙坝
    白马庙
    孙二沟
    丁家山
    蔡家坝
    石垭口
    周家河坝
    猪脑山
    黑沟
    柑子坪
    袁家坪

讲治乡
    石家坝
    镇龙寺
    双飞
    玉河沟
    伍家寨
    高峰
    新桥
    兴农
    慈竹庙
    朝阳寺
    灯塔
    学堂包
    九岭岗
    锅铲坪
    光明寺
    大雄
    凉水坪
    花园坪
    双河

宝石乡
    雁鹅坝
    复兴寺
    红岩坝
    马驿沟
    茶坪
    飞龙山
    凤凰寨
    老盐店

中心
    张家冲
    斑竹溪
    高城寨
    程家沟

严家乡
    马号
    白岩河
    石山庙
    玉河桥（芋禾）
    盐井沟
    燕子岩
    箭口坝
    观音岩
    高寺

甘棠乡
    锣鼓堂
    五福
    八角亭
    龙井坝
    朱家槽
    鸡子山
    转动桥（卷洞）
    古生塘
    香安庙
    南坝子

白扬乡
    白杨坪
    冠子山
    枫木树亦名“桐子河”。
    跳蹬河
    防护沟
    踏滩河
    石笋子

任市镇
    黄瓜店
    太平庙
    响水滩在普安镇。任市有此村名。也有叫“响滩”（在靖安乡。达县有乡亦名此）、响水（明桥乡）等的。普安镇外，有杨柳河流经半边街街后。每遇发大水，万寿宫一侧黄角树下的河段，就会发出铜铃般有节奏的响声。故有“响水滩”一说。

    观音阁
    新庙
    红旗桥
    新桥坝
    高桥坝
    花朝门
    刀峰山
    凉风垭

靖安乡
    荷叶坝
    牛家坝
    古井坝
    永安寨
    清泉寨   （1大队）
    竹溪铺
    扬柳沟
    万年庙
    伏龙寺
    青沙
    斑竹山
    响滩桥
    蛮洞子
    高洞

明桥乡
    洞子坎
    黄泥膀
    三清庙
    河井沟
    响水
    龙王沟
    奚家坝

新街乡
    报恩寺
    黄茅坪
    牌楼坝
    顶新场
    石家岩
    狮子庙
    云家沟
    老街
    白鸽庙
    竹儿坪

长岭乡
    土包寨
    彭家坡
    五通庙
    石家湾
    何家坝
    高糖坝
    大河沟
    白兔坝
    广西沟
    天马头
    中山坪
    林家垭口
    肖公庙

广福乡
    皇城坝
    石灰槽
    双石桥
    夏家庙
    双河口
    冉家垭口
    兰草沟
    艾家沟
    石板滩
    卢家沟
    兰家膀
    马家膀
    梨山包

采实乡
       采实桥九倒拐方言地名。是翻越万县大梁子的必经之路。在川东北大巴山区，这一类以道路崎岖险要而取的地名很多，诸如陡梯子、陡嘴子、梯子岩、狗爬岩、毛狗子路、吊索岩、大奔胯、阎王扁、阎王坡、鬼门关、甩甩儿桥等等，几多荆棘，几多险峻，几多风雨，构成一组道路文化的符号系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千古蜀道奇观。
    天星寨
    流里沟
    山溪口
    横长沟
    槐花树

拔庙乡
    月儿丘
    马鞍山
    保全寨
    大石板
    白鹤岭
    复兴
    白蜡园
    三角寨
    大兴庙
    长堰沟
    石和寨

论中国地名文化的姓氏元素及其他

hellohzq — Sun, 25 Oct 2009 01:00:00 +0800

内容摘要本文
关键词

地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标志所赋予的专有名称符号。它以其大量而丰富的信息承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重要的资料，因而受到普遍关注。
一、地名构成的姓氏与自然地貌及人文元素
中外古今的地名，首先是以该地自然地貌特征为基本构成元素的。峨眉山、中梁山、长江、嘉陵江、响水滩、桃花坝、九石坎、马号梁子等等，无不如此。但是，在中国农业社会，各地民系和家族以血缘为纽带，以土地为依托，形成传统的聚族而居的习俗，因此，除了个别以姓氏独立形成的地名如赵家、严家、刘家等以外，众多地名同时是姓氏与自然地貌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达州城北不过二三十里地的罗江镇，以州河为脉，是达州通往宣汉、万源和汉（中）渝（重庆）路上的必经之地。罗江依凤山，临州河，最早为一片树林，清代有湖广移民罗氏三兄弟看准其水陆交接的良好地理位置和物流商贸的发展前景，首先在此开设盐号，迅速形成集市，家家业盐道、户户开旅栈，成为一个以盐兴市的场镇，遂以罗姓并所在地域特色而得名。罗江历史上号称“盐码头”，重庆水路盐运至此，由众多背二哥由此地发运山区各县如通、南、巴、宣、万等地。成都机投镇外的阳公桥，得名于明万历年间藩王府总管阳谋就是该地人氏，当地人从阳公那里得到很多实惠，又很以乡梓出了如此大官而自豪不已。遂以其姓名作地名，起到特殊的文化角色意义、纪念意义。这种由姓氏与自然地貌元素构成的地名，据笔者数年的个例收集记录，排列如下：
严家、刘家山、黄家岭、杜家梁、万家坡、孙家岩、王二岩（宣汉大成）、孙家岩脚（宣汉大成寨）、孙家垭（阆中）、王家垭口、李家垭伙（巴中）、肖坝（乐山）、巫家坝、廖三坝、诸葛坝、张家河坝、余家河心 ( 温江)、刘家濠（温江）、陈家湾、朱家大湾（仪陇）、孙三湾（宣汉大成）、张家湾儿、郑家冲、秦家槽、谢家槽冲（成都十陵）、冯家沟、孙二沟（开江）、唐深（方音xin）沟、罗村沟（西充群德）、秦家槽、傅家坳、刘凹坳（威远东联）、胡家松林畹、曹家堡（家：方音ga）、吴家包、谭家嘴、肖公嘴（乐山）、胡家塘、别家河、孙家河边、张家河坝、罗江（达县）、汪家滩、王泗、赵家扁、林家膀、朱家大湾（仪陇）、朱家坪、马家坪子（会东）、何家大坪（平昌金宝）、余寺基坪（大邑斜源）、孙家潭（达县凤翎关）、上罗家林（双流黄龙溪）、黄家斑竹林（双流金花）、刘家大林（达县），李家沱（重庆）、阳家坎、苏家石盘（达县亭子）、魏家洞（达县）、郭家大洞（长寿芦池）、蒋家墩（成都光华村）等。省外如李砦（河南商水）、张家口、孙家洼（河北清河）、南方的王家畈、马家箐（贵州兴仁）等。
以上移民地名，构成为各各文化人群和文化地理的标志性符号系统，特别地起着形象识别的作用和无声向导的功能。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地名，又无不寄寓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成为各各民系族群的象征和家族历史文化的象征。是村落概念在名称上发生的文化变异，变得人格化、地方化。当然也要看到，跟中国农村一般自然村落一样，这些地名显示着地缘与亲缘的密切关系，打上了宗法社会中浓厚的家族观念烙印。
在词义发生学上，坝、湾、沟、坪、坡等，都是自然地理实体的常用字，一旦与姓氏组和而构成地名，也就赋有了聚落和人工建筑等人文的意义，包含了居民意志的文化理念、插占落业、版筑营造、风水培植、生产生活活动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不同的聚落类型，仅就文化选择而言，或柴近水便，或避风向阳，或依山傍水，或交通便利，或防卫安全等等，形态不一，但与自然实体的山水相关。在四川各地，这类地名还有如：
奚家花村（潼南双江）、樊家桥、涂家高桥（开江新宁）、阳公桥（成都机投）、肖家堰、黄家江西堰（新都木兰）、潘家堰边、孙家老屋、苏家老屋湾（达县斌郎）、赵家大屋湾（达县赵固）、彭家火地（崇州廖家）、江家菜地（成都三圣寺）、郭家寨、方家营、江家麻园、魏家祠、曾家祠堂、吴家院子、熊家大院子、邓家老院子（广安协兴）、柏家老屋院子、于家花屋院子、郝家老房子、何家老屋、孙家老屋场、谢家老屋头（苍溪）、孙家油榨坊、苟家大朝门、黄家黑朝门、汪家门前（会东小岔河）、夏家庙、肖公庙、向家庵（万源）、苏家烽火（达县斌郎）、余家镇、金李井镇（资中）、王场（崇州）、栾家场、史家街（隆昌）、高家巷子、罗家衙门、杨家角（苍溪）、唐家吊楼子（达县黄都）、严家虚脚楼（江油箐林口。虚：方音su）、陈家桅杆（温江）、侯家渡、杨家筏子（温江，筏，方音pa）、苏家码头（达县斌郎）、孙家洞寨（宣汉清溪）、白公馆（重庆）、刘家蒸尝（成都十陵）、钟家大瓦房（龙泉驿柏合镇）、景家墙院子（龙泉驿柏合镇）、邓家大屋基、龙家高屋基、雍家碉楼（江油青林口）、谢家碾（成都）、游家碾坊、陈家水碾（双流黄龙溪）、吴家机坊（崇州梓潼）、马家寺（双流）、马家花园、江家麻园、杨家牌坊、孙家牌楼{开江}、汪家拐（成都）、冯店、李家店子、米家老店子等。在四川大邑县，仅安仁镇一地，这类地名就有很多，如邬坝子、姜沙坝、罗墩子、赵埂子、陈大冬水、李白甲林、谭幺店子、廖水碾、徐瓦窑、杨纸厂、李油榨碾、李庵子等。
还有如北方的祝家庄（《水浒传》）、孙各庄（天津蓟县）、孙家屯（《暴风骤雨》）、孙营（河南淮阳）、孙村（山东历城）、孙刘村（湖南新化）、乔家村、孙家官庄（山东即墨）、孙家小庄（山东淄博）、孙大村（安徽涡阳）、孙镇（河北景县）、张仙阁（河南鹿邑）、孙堂（河南郸城）、刘官斗（河南郸城）、黄寨（河南商水）、韩家楼、贺家会（山西）、尹家府（北京平谷县）、许家务（北京平谷县）、刘家窑、李家胡同（北京）、王店、刘集、侯家铺（河南淮阳）、陆油坊（河南郸城）、孙铁铺等，张家界（湖南）、蔡家关（贵州兴仁）、张家港（江苏）、陈家渡（上海松江）、苏家围（广东河源）、沈家门（舟山）、徐家汇（上海）、柳家埠、程家井（安徽安庆）、吴家园（澳门）等。
以上地名，构成为各各文化人群和文化地理的标志性符号系统，特别地起着形象识别、角色意义、人物纪念等的作用和无声向导的功能。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地名，又无不寄寓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成为各各民系族群的象征和家族历史文化的象征。是村落概念在名称上发生的文化变异，变得人格化，地方化。当然也要看到，跟中国农村一般自然村落一样，这些地名显示着地缘与亲缘的密切关系，打上了宗法社会中浓厚的家族观念烙印。
二、地名的信息资源承载与人口迁移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各移民族群把祖籍地名带入四川，成为一个普遍的民俗变迁内容。有学者根据20世纪80年代原四川省编修地名录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全川一共有明清省籍移民地名1038个（含山东、青海、河北各一个），湖广籍地名有832个（都含有明代地名），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80.15%，广东53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5。11%，江西51个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4.91%，陕西23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2.22%，四川19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83%，贵州16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54%，云南12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16%。一共有18个不同省籍移民地名（湖广算湖北湖南两省），几乎包括清代所有省份。其中省籍移民地名多者为湖广和广东及江西三地。（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西南师大学报2005年5月）这些移民地名在四川各地的空间分布，有如镶嵌于蓝色天空的闪烁星星，不但展示了它们所具有的指示性地标符号意义，更包含了无限丰富的移民历史信息和移民文化内涵。
四川境内这些地名，大多为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文化产物。以前荒无人烟，原本就没有地名文化可言。而原来已有的老地名，或因当地人烟断绝而自然消失，或被新移民新地名所取代，或被新崛起的大姓望族改取地名所取代，不一而足。解放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给姓氏地名带来普遍冲击。开江县讲治镇灵土地一带，有“陈家新屋湾”地名，土改后，陈家土地和房屋被原邵姓佃户所分，该地名被改为“邵家院子”。从此，新旧地名都被使用，久之，混淆不清，乃至于两姓后人相持不下，几乎酿成纠纷。这类问题，使人联想起现代的冠名权之争和网络域名抢注。反映了社区组织在盘根错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中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和重新分配过程。
达县石梯镇有小地名“余何村”，得名于该地余、何两家大姓聚族而居的历史记忆。但解放后却以行政方式取消这一具有地方历史内涵的名字，改为“愉活村”。这类改变较多，如荣县“刘家”被改为“流佳”、“陈家场”被改为“成佳”，改得让人不可理解。大跃进、文革时期，均骤然兴起“改地名”之风，原地名多被看成“四旧”产物，为要打倒封建，实现革命，一律予以废除，改为红旗大队、跃进（冒进）大队、上游大队、先锋大队等。公社化时期，废弃老地名，通统以数字编列生产大队、生产队，使地名的符号意义大大消减，信息承载的功能也大大消减，几无文化内涵可言。这些简单枯燥的数字符号和极少革命词语取代原有地名，充斥社会各个领域，致使丰富多彩的地域概念变得一片苍白，一片混乱，所有地标、方位在现实和历史面前处于迷失状态。
以移民文化为特征的新地名，承载着300年来移民社会的历史文化内涵，四川达县有一个商业集镇罗江。该镇以州河为脉，距达县城不过二十里。是达州通往宣汉、万源和汉（中）渝（重庆）路上的必经之地。罗江依凤山临州河，是一个以盐兴市的场镇，历史上号称“盐码头”。最早为一片树林，罗氏三兄弟移民至此，看准其水陆交接的良好地理位置和物流商贸的发展前景，首先在此开设盐号，迅速形成集市，家家业盐道、户户开旅栈。重庆水路盐运至此，由众多背二哥由此地发运山区各县如通、南、巴、宣、万。例如“曹家堡”的家，读音为ga ,显然是湖广民籍的方音；“孙家老屋场”保留了湖广方言的语汇；“邓家大屋基”，反映了广东福建客家民居建筑特点；“方家营”留下了先祖军垦屯田的历史痕迹。四川一地，“代多兵劫，元末重罹其毒，至明而益甚。十室九空，几于靡不孑遗……”(《大邑县志》)后之住民，多系湖广填川而至者，插占落业，聚族而居，团练自卫，故地名有取“营”者。“罗家衙门”是开江县长田乡老百姓对清代道光年间四川提督罗思举旧居的称名，“衙门”二字既是就其建筑之宏伟气派而言，也反映了平民百姓对官宦的敬畏心理。其它如老屋、老房子、老院子等，都是有着深刻学术寓意的历史文化概念，凝结着一代代后人对先祖的追怀，对故土的依恋和对往事的怀旧。
现代语音声母读s的，在一些方言中保留了中古发音x。唐深沟的“深”，永州腔方音xin ，一声。中原古音韵无s，s 读作x。现代语音声母读s的，在一些方言中保留了中古发音x。例如“身上、省上”。地名孙家坝，孙：永州腔方音xin，一声。I韵则发音s，如“席（si）子、把戏（si）、挨批（pr）”等。
“如果说世界对于人类是一种现实存在，那是因为人类语言给人的感官和机能所能感受到的事物取了名字。就事物本身来说，有无名称并不重要，然而对于生活在事物当中的人却非常要紧。”（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移民族群终至于离乡背井，远去他乡，一份难以割舍的文化情结便是故土难离。因为，故土寄托着人类对于固有文化及其发源地的思念之情，是人类对自身永恒本质的追寻。而地名，恰是故土的文化标识和心灵的归依所在。因此古代部族迁徙都是将地名带走。费孝通先生早年进入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社会的美国，他发现，“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想”。（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重排本）可想见移民地名展布的世界性现象。这些都是人类对固有文化及其发源地的思念之情，是人类对自身永恒本质的追寻，不能不令后世子孙深受感动。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移民社会的四川，这种遗俗也时有所见，反映着中华文化特有的慎终追远的底蕴。如营山的安化乡，得名于当地移民的湖广原籍湖南安化县；彭州市军乐乡陈姓，清康熙初自陕南宁羌州迁彭县，聚族而居，称“宁羌营”。简阳县石桥镇的江西街，达州石桥镇的抚州街、开江普安古镇的长沙街、长岭乡的广西沟，也都是缘起于移民对原籍的永久记念。成都新都区木兰乡是客家移民之乡，其中赣籍客家集中地取名“江西村”，村中黄氏一族所凿大堰也叫作“黄江西大堰”。这个地名非同寻常，听来拗口，失去了一般地名所具有的简洁明快的特点。但细加考量，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艰难条件下，黄氏靠一族之力而最终凿开大堰，其创造之艰辛，事业之伟岸，无不令举族欢腾雀跃。高兴之余，他们一定感念到原籍先祖的神灵福佑之恩。如此极富文化人格的情感所及，便取下了此一地名，既道出了不无自豪意味的“大堰”一义，又点明了神圣尊严的该“黄”氏一姓，而且，还意味深长地将象征先祖圣灵的祖籍地名镶嵌其中。此一特具民俗意义的文化行为，从此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移民地名文化个例，以其经典性而永垂不朽。

口述史：我当一辈子挑二哥

hellohzq — Mon, 05 Oct 2009 01:00:00 +0800

口述史是反映地方历史文化原生形态的一种记录形式和方法，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广泛使用。在当今社会转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关注并抢救性记录行将消亡的传统地方文化形态，发掘其丰富内涵，为当今所用，是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崇高社会使命。

口述人赵洪春老人，民国十一年（1922）出生，已是八十高寿。开江县东门乡真武宫村人。赵姓祖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大阶堰。祖先奉旨入川，落业开县赵家场。民国时，父亲学手艺到开江，在真武宫村落户，今已繁衍五代人。

口述时间 2003年5月

口述地点开江城厢镇一茶馆

记录整理孙和平

按：赵洪春青壮年时候当挑力，走（宣汉县）三河，上西安、下万县，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且天性幽默健谈，与笔者配合作“挑二哥口述史”，留下了一段地方文化的历史记录，十分难得。

农耕时代，川东北达州地区，农家的青壮年大都有过作“挑二哥”（也叫“挑子”）的经历。这一经济活动以出卖体力为特征，其繁重艰苦之状，为当今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见。民国《宣汉县志》载，力夫“大都无一亩之田，一椽之室，胼手胝足，食则终岁藿藜，衣则毕生褴褛”。

年轻时候当挑力，叫挑二哥。走得最远是下三河，跑陕西，上西安。去是挑达县大树坝李三元的金标纸，再挑回陕西的棉花。李三元的金标纸在陕西很有名，陕佬儿敬菩萨全用金标纸。

平常就是赶达县，下万县。万县是水码头，去，主要是挑桐油和大米，也挑皮张、山货、茶叶、猪鬃、肠衣、鸦片。回开江主要是挑云阳的盐巴和普安黄惠生的布匹百货。黄惠生在万县开号口，生意做得大。一回子打货回开江，要几十百把个挑子。下万县最怕的是路上棒佬儿多，挑子要结成一帮一帮的，才敢上路。要是一两个人的话，很可能遭关圈。么子叫关圈啦？就是棒佬儿在万县的陡梯子和开江的马号店子上设暗卡，把幺店子控制起来，不准走漏消息。过路上下的人不管有钱财无钱财，进一个扣押一个，关进黑屋子，直到抢得差不多了才悄悄撤退。

跑西安一趟，要走二十多天，每天走个八十来里路。路经七里峡、宣汉城、毛坝，万源县罗文、万源城，翻龙坡到陕西鱼渡坝、江口、关口子。

俗话说，养儿不学艺，挑断箩脚系。当挑二哥，后颈窝长期着扁挑压磨，长起蛮大个肉包包，不痛不痒，等于是打了个记号，别人一见，哈，那是个当挑儿出身的！莫奈何！

当挑二哥，下蛮劳力，一天走到两头黑，那个日子不好过哟。硬是叫“磨骨头养肠子”啊。在路上，最怕得“脚痧”。就是天气热，长时间走远路，腿肚子淤血、肿胀、僵硬，再也走不得路了。哪么办呢？就拿松针刺腿，忍着痛，把淤血放了，才又上路。那硬是伤惨啦！当时唱的歌，你听嘛——

前世作了恶

这世进三河

爬的猴儿坡

过的沟沟河

穿的烂巾巾

吃的洋芋坨

烤的转转火

包的棕裹脚

烧的兰花烟

睡的包谷壳

还有一个歌，唱：

挑二哥，路难行，

变牛变马莫变人。

死了变个黄花女，

天晴落雨不出门。

路上还扯常听到幺店子老板娘挽到跟我们唱歌：

挑二哥，挑二哥，

哪门要挑这么多？

快快歇到我店里，

明早拿人送下坡。

听到这么唱，心里舒服，觉得还有关心我们下力人的歌，还不就住嘛，反正是要住店儿。

挑力的扁担最讲究，用桑或山麻柳树最好。扁担分两种，一种叫高肩，八尺长，用于走长路，前头重一股，后头两股，以便调整方向，适应山路。另一种叫拖肩，六尺长，用来跑短路，左右换肩不放担，方便。

你看到过垫肩儿的呀？挑担子，就靠垫肩儿减轻肩膀的压力。一巴掌宽，厚一二寸，牵一根细麻绳，麻绳的另一头串了五个八个麻麻钱（铜钱），用红花绳打个漂亮的结巴，带装饰，好看。垫肩不用时，细绳把铜钱和垫肩连起，吊在肩上，好称头（平衡）。当挑二哥，跟当抬工和下田做活路一样，肩膀上要搭根汗帕子，一抹汗，二洗脸，三擦身。碰上大太阳和下雨天，还搭在头上遮一下。俗话说哇，出门一张帕，洗脸又抹胯。

当挑力，脚上一双草鞋也很讲究。过去有个顺口溜：（草鞋）如要不打脚，就要“lia” 得脱（方音lia，有音无字。滑落。）。意思就是要套得不松不紧，上脚之前，先要拿木棒槌儿把草鞋轻轻锤软和。那个时候信迷信，草鞋穿烂了，要刁子挂到路边的高树枝上。表示把劳累甩掉了，走路就轻松了。这，其实是起心理作用。

杆草带碱性，脚上汗一渣（方音za，浸泡），脚烂得凶。要多在水里冲冼。可是脚走热了，突然下冷水，要得病的。唉，命生得苦，还顾得倒那一头哦？那个时候，我们这一股得冷骨风的人好多，都是苦命人才得的病。

哦，“撞”是挑担子打的吆喝。挑担子，步子快，一不小心，就会撞倒人。所以，要远远打吆喝叫前面行人让路。一遇到赶场天，满街都是人，听到一路路挑二哥“撞!撞!”那吆喝声好不热闹。人年轻，吼得起，越吼越来劲，越吼越神气。山路上要是遇到姑娘儿家过路，还要吼它几句晕段子山歌呢。弄得别个怪不好意思的。唉。

你年轻，怕没吃过火米呀？过去出门带干粮就带火米，也叫“阴米”。吃干的也要得，泡开水也要得，简单撇脱。（按：清李实《蜀语》记火米“用杭稻，水煮滚，住火停锅中一夜。次早漉去水，又用火蒸上气，晒干为米。每斗谷多得米一升。每升多食一人。疑是仙传。”）

年轻时候在外面跑，也看到呱一些，听倒呱一些。听说老古本儿载倒有，龙王翻一个身，我们四川就着淹了，成了汪洋大海。等洪水退了，全靠猴子身上巴蛮多谷种，带到我们四川来，我们才有了饭吃。明朝末年，李自成坐河南，张献忠坐四川，活像民国手头，杨森坐万县，颜德基坐达县。一方一俗，陕西的房子不修阶沿，没得屋檐，茅房（厕所）没得顶盖。陕西那一股天气干燥，雨下得少，不像四川雨落得勤便，路上溜溜滑滑，挑担子赶路，风里来，雨里去（方音ke），那才苦哟，比黄连都还要苦啊

口述史-普安镇中药铺口述史

hellohzq — Mon, 05 Oct 2009 01:00:00 +0800

普安作为川东北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镇，应该深入发掘它的丰润的历史文化积淀，应该让后人知道它曾经有过的历史的辉煌，应该彰显它的历史的特色性文化内涵及其个性。

口述人：蒋宗义，号明辉。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十九日生于普安镇新街。民国三十三年（1944）小学毕业于南极学宫新学堂。被母亲安排入城关北街口李其义所开李家药铺当学徒，两年后学满回家。1949年解放后不久考入唐山军政干部学校。该校系刘邓大军（三野）42军所属，后划归四野。1950年，随42军124师372团教导队（公开叫战勤工作队）首批入朝。1951年初，第四次战役，在龙头里遇敌飞机轰炸，凝固汽油弹燃烧爆炸而负伤致残。

口述时间：2005年5月19日

口述地点：成都机头桥一茶铺

记录整理孙和平

普安镇自古就是开江县的商业中心。民国年间，有巨商曾智伦、颜恭安，曾与黄惠生合资经营花、纱、桐油。镇上有几百家（按：720余家）铺子，像正街上颜家斋铺，产名小吃“椒盐检包儿”；曹家斋铺、张（代祖）家水烟铺、曾管事茶馆、武管事酢酒坊、孙子宽孙家碗铺；东街上钟家栈房，是街上最大的栈房；开绸缎铺的也多。饭馆面馆那就更多了。

自古说“黄金有价药无价”。药可以救命，钱救不了命。钱救命，那也是拿钱买药救命。

民国后，普安镇上最早的中药铺是蒋祝丰开的，在东炮台街口子隔四五间的店子。蒋祝丰又在老屋杨家湾办蒋家丝厂。

普安最大的药铺还要数正街上汪家药铺。既卖珠片，又卖“拆货”（批发）。汪树生历任普安商会会长，会址设在西炮台街口外汪黑儿家隔壁老郎馆内。汪树生有两个女儿，汪华纯和汪华坤。

我祖父蒋增亭，创办普安“保寿堂”药铺，其独子、我的父亲将荣耀，常驻南坝等地采购中药材并跑拆货（批发）经营。后来是我哥蒋宗儒继承祖父的产业。在新街曾罗汉儿隔壁，一开张即雇请熊朝庆、李高伯师徒等名医坐堂看病诊脉。张登堂、将幼如等也曾坐堂。

张登堂后来在新街土地庙一侧独立开办药铺。

将幼如，青堆子人，学问渊博，抗战时期被誉为普安的“百科全书”，天天在阅报社讲解抗日前线消息，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徒弟顾洁辉（三国），解放后为普安中药行栈主任。

蒋家开第二家药铺是将祝丰堂弟蒋安常药铺。在大南街口井眼附近。四几年，蒋安常死后，其子将铺子迁达县安仁街上。

第三家药铺是将祝丰堂弟蒋安民开“益寿堂”药铺，在新街葛阁庙对门。其子蒋云福、蒋云贵。

第四家，将祝丰堂弟蒋安邦药铺，开在保寿堂斜对面。四十年代迁万源罗文街上。

另外，有中药行商蒋马山，长期跑宣汉南坝等地。其子蒋云昌。普安药铺多，王家药铺老板王德富，学医学药出身，与“保寿堂”蒋宗儒交谊甚深。我父亲蒋荣耀（1895-1928），常驻宣汉南坝镇。在江湖上海袍哥大爷，与团长、普安王家院子的王澄之交好。与王维舟交谊尤深，王常在普安家中寄住。可惜父亲30余岁去世。母亲曾宪芝，宣汉南坝人氏。信仰基督，带动全家都成基督教徒。

我们蒋家老屋在新宁乡红岩子杨家坝村艾家湾。该地早已无蒋姓人。周边村社还有不少。土改时划分阶级成分，我家被划成“次小地主”成分。

蒋氏字辈，我只记得一句，是“安荣宗德光”。

说说牛皮菜文化

hellohzq — Mon, 05 Oct 2009 01:00:00 +0800

      清明下乡，又见到了牛皮菜。宽厚的叶皮，白嫩，新鲜，油绿的叶子，油侵侵的。我一下生出了爱意，特地向农人讨要，还下到菜园里摘取一番，细细装进口袋，牢牢拧在手上，一拧就拧了好几十里路。
      农耕中国，每到三四月间，农人免不了挨饿，奈何青黄不接，何物可食？可恰好是牛皮菜生长旺季，又生得贱，生长期长，繁殖快，肯发蔸，你天天剥，它天天长，不断给你提供口食来源。如此应急救难，能不受到农人青睐？
      牛皮菜本属粗茶淡饭一类菜品，数不上精细高雅。它又叫"厚皮菜"，其得名都在于一个"厚"字。惟其厚，分量多，才有嚼头，对填充饿肚皮当然特别奏效。那年头时兴"大跃进"，一说大办钢铁，便于一夜间冒出高炉千万座；一闹闹成大饥荒，便于一夜间长出牛皮菜千万亩，蔚为大观。当年吃食堂饭的日子里吃它，清水煮，没油，没盐，但饭桌上能置办一碗牛皮菜，那等于是一场盛宴。如今年轻人怕是体会不到了。可也奇怪，如今无论怎么精细烹饪，比如裹芡粉，强化口感性；利用它碱性重，特地点醋，虽别具香味，但毕竟事过境迁，再也吃不出当年闹饥荒的那个味道了。
      几十年过去，像牛皮菜这样的什物，咀嚼这么些年头，慢慢地，嚼出了一点文化味来。可不是？我等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代人，对牛皮菜（包括红薯等食物）总是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复杂情感。有的人从此拒绝牛皮菜，说是"吃伤了"，"一看到就作呕"。要不就是烦、烦，说下一辈子变人都不想再吃它；有的人却相反，特别喜欢牛皮菜，说它是在最困难年代吃到的最好食物，那滋味永生难忘；有的人说是要纪念那段艰难的岁月，特别要吃它一吃，还把儿孙们叫上桌，一边叫吃，一边来一番"餐桌文化"式的"忆苦思甜"讲说；有的人是要重温旧岁，从而更珍爱今天的幸福。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而我要说，难道仅仅就把牛皮菜看成是一道菜？牛皮菜以其草根族类的命运产生于这片土地，跟千万农人何尝不是一样？牛皮菜的贱、生命力的坚韧厚重，跟中国农人的生存状态何尝不是一样？应该说，牛皮菜虽然平常，但其文化味显得颇不平常，它所承载的那段特殊历史和那个时代的特殊文化，无疑是厚重而富有的。我们今天把它当作文化遗产看待，是因为我们社会思想认知已经有了一个很大提升，是因为我们时代已经有了一个很大进步。
      牛皮菜，将永远收藏于我们心中的博物馆。

口述史—从生产队到村民小组——农民生产、生活口述史

hellohzq — Mon, 05 Oct 2009 01:00:00 +0800

口述人：李正福，76岁，浑名“李垮肚儿”。仅上过一二年小学，“简单写得起几个字”，年轻时学过木匠。土改中当积极分子，一心跟党走，作了一辈子的生产队长。

口述地点：开江县普安镇九石坎村二组，小地名“伍家大院子”。

口述时间：2000年2月18日。

记录整理孙和平

你还舍得到队上来看看。欢迎哦！你调查队上的这些做啥用？

去年（1999年）统计，全社有土地98.7亩，其中水田和干田80多亩，土10多亩。新修的城普大道从队上经过，巳征用田土10亩。修小湾变电站，又买5亩多地。全队人口168人，40余户。过去，全社人户集中住三个大院子--背靠武家堡的武家大院子、大坟包侧的耿家院子、大坟包后头的高家院子。田土下户这些年，年轻人结婚安家，新修房屋很分散。

队上的保管室都卖了，你住的知青屋、还有隔壁磨坊、面坊，凡是原来集体的那些东西，都卖的卖了，拆的拆了。

民国手头，二组先后属普安镇七保、四保的二甲。1954年，政府推行供销、信用、农业三大合作政策，二组和邻近的一社建立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150多人，有一半是一社的人。全县40多个农业合作社中，友好社是建立较早的一个。邻近的三组等建立庆祝农业合作社。选社长一人，会计一人，另设出纳员、保管员。分为4个生产组，一组组长唐成孝，二组组长吴昭云，三组组长李洪轩，四组组长粟永祥。这几个都是生产能手，你来当知青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合作社的粮食分配办法，全社人均基本口粮200斤。然后根据工分多少分劳动粮，根据供肥多少分肥料粮。这两项分下来，一个全劳动力可分到500多斤带壳粮。社员中最少也有300斤。一个三口之家，主劳、副劳和一个娃儿，分得粮食数为：200×3+500+300＝1400斤。

文化大革命，你下到队上当知青的时候，人口巳增加很多，口粮一年一年紧张。你晓得，一个劳动日的结算才五角多钱，比起那些八分钱一个的劳动日，算很好的生产队了。

1956年，周围团转几个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规模扩大到现在一个村的土地和人口。向麻雀当社长。向麻雀远近闻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叫向宗兴。他这个人心直口快，说话声气大，确实像只麻雀一样闹喳喳的。那个年代兴搞群众运动，需要他这样的人在群众斗争中大喊大叫。他跟我们一样没文化，头脑简单，就认准一条：“党叫干啥就干啥”。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一平二调，干了一些蠢事错事。加上小农意识作怪，对文化知识高的人总是怀有偏见。他不说的：“高中生、初中生，还得服从我土巴生”。这些话现在当然讲不起走喔。嘿，前些年，向麻雀死了过后，这一指硬是没得麻雀了喂，怪得很，麻雀都死呱了喂。农药撒多了。

建高级社那阵，红岩乡上称为营，普安区上称为管理区。到1958年，管理区又改为人民公社，乡上又改为“红岩大队”，直到后来，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队为基础，普安建区，红岩建公社，九石坎村叫二大队，我们社为二队，一直到1980年实行乡、行政村、生产作业组建制。

搞初级合作社，社员积极性高，田土精耕细作，种“巴州谷”，亩产500－600斤。上头又布置种双季稻，晚稻亩产300－400斤。但搞的是疲劳战术，把人整得疲沓嘴歪。到1976年种杂交稻，轻轻松松的，亩产800斤，后又达到1000斤。这些年种懒庄稼都稳定在这个产量上。

1958年热天，兴办农村公共食堂，对农民实行“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 ”的管理措施，干部作风霸道，动不动就抓人、骂人、打人、捆人，青壮男人都弄去大炼钢铁，农村生产严重倒退，闹了三年大饥荒，得肿病饿死的人，占了全社6％。那几年，没得吃的，就到处挖野菜，么子芭蕉根、葛根、龌绒草、卷菇藤、黄荆叶、秤砣叶、树皮、马苋汉......只要不闹人，都弄来吃。1961年7月间下放食堂，生产开始慢慢恢复，又兴赶场了，城乡物资交易慢慢活起来。刚开始，钱不直钱，一斤米买价6元，一斤麦子4元，一斤洋芋1元4角，多数人买不起。第二年6月，市价降了一半，生活开始好转。说起农业税，费改税后我们队是按亩产725公斤算的，正税0.7%，副税1.4%，亩均40多元，年年在涨，再加县上、乡上、村上的勒样费那样费，嘛的才多哟，百打百元了。硬喊乘不起了喔！

在县上，我们二队也还有些特色的东西。队上靠县城近，二里半，社员都种蔬菜，花色品种多，又嫩又新鲜，一年四季靠蔬菜挣油盐钱、零用钱。就说这百大丘，你在哪儿见过这么大的一块囤水田？25亩半，要打100挑谷子呀！记得你当知青那个时候，主动报名下百大丘拉船送肥，社员都看你这个知青吃得苦，大冷天，光着两只腿脚下囤水田，要有一点儿勇敢才行哦！（对白：穷骨头发烧，那时人年轻，血气方刚，其实干一会儿就巳浑身发热。老是……送粪船还用不用？真想再看一眼呢！）在开江县，百大丘是最大的一块田。冬天又蓄水，起很大的灌既作用。在川东各县，只是在达县麻柳大坝子有一块还大的田，面积60亩，要打300挑谷子，是百大丘的三倍啊。（笔者：其实，本县甘棠镇尹家梁村有田叫“百大丘”，占地72亩，旧时打谷子360挑，因而又叫“三百六”。总产量1.8万公斤。到了现在，它的产量更在3.5万公斤以上。尹家梁百大丘，从甘棠镇出水巷子，往汪家滩方向走去，经魏家河即可到达。）

说到百大丘，我又想起了老龙门阵。在清朝手头，百大丘是县衙门用来练兵马的大校场。离县城有好几里路？为啥选在这儿？一是面积大，又宽又平，二是周围的膀膀田坡像一个马鞍形状，很均匀，一层一层高上去，活像体育场看台。这样的地势，隐蔽性好，藏它个千军万马，也不易被人发现。军事上兴个保密嘛。当时的首领姓伍，人称伍大人（千总），康熙年间中武举，在这儿经营几十年，大院子后面的山包所以叫伍家堡。大院子就是他的营房和马房，你看这四扇三间上房（堂屋），又高又大，五柱四瓜童，落堂壁，造得好气派哟。全社人吃水的那口井，为啥是扁长形状？那叫“马糟井”，过去是用来饮马的。三队王锡珍父亲王恩凤，他父亲就是伍家的守墓人，在墓边搭草棚而居，在空地上种小菜求生。伍家里现在还有后人呢，县剧团唱小生的伍巨业就是嘛。

这个龙门阵，你那个时候当然听不到。年年都搞政治运动，反封资修，人人都不敢说话，还有谁敢摆老龙门阵？好话孬话都巳分不清楚，一喳嘴，说不定就要惹祸背时啊。

到了民国时候，我们大院子被卖给一户孙姓人家，又转卖给颜三老少，颜崇盛，有一千多担租，再后又转卖给团长王橙子，临解放了，又转卖给普安云森药房的李良钧。李良钧这一买，结果是给自己头上买个“地主”帽子，一戴几十年啊。土改时，大院子就分给了我们几户佃客。

说起大队上的人，你刚下到队上来那个时候，大队书记是周凡明，你记得不？一字不识，也不会说话。后来是大队长廖地顺作书记，刚从部队复员的陈代坤当大队长，部队复员的肖继均当民兵连长。反正呢，那个时候，部队复员转业军人当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多。大队干部还有妇女主任王锡珍、大队会计何昌伦、治保主任向宗兴。这些人你都还记得呀？后头你走了，大队改成村，生产队改成村民小组。当村支书记的叫石中菊，是从黄泥乡老鹰岩嫁到一组来的。肖继均当了村长又当书记，1983年，把菌肥厂的陈远珠弄起来兼任村文书。

本队上的人，确实是老老实实，本本份份。文革那阵搞游行，开斗争会，搞武斗，队上的人都只是在一旁看热闹，没得哪个参加进去背枪搞打砸抢。你问起队上的老一辈人，哎，你走了这二十多年，他们一个个在都不在了。来数嘛——刘大宽，浑名叫“宽白日”，会唱很多山歌的喜乐人。（插话：我从他那里记录了好些民歌呃）。郑宗国，从小学厨官师傅，县上开会都请他操办大酒席。老裁缝廖仕槐，戴个老光眼镜，用手工针线做衣裳。他有个儿子在重庆工作，在你和唐礼寿之前，他是队上那朝唯一一个大学生呢。邓述林，喜爱画年画。她是湖南常德人，解放前嫁给当兵的刘世学来到四川；队上的老会计陈显品，五几年修明月水库，移民，从库区搬下来的。蛮大一家人，就靠他一个劳动力，背心都累驼了；廖炳武，种田种菜的一把好手；住在磨坊隔壁的耿成基，他父亲耿志伦划为地主；会说古论今的朱承运；刘大地当副队长，到朝鲜当志愿军打过仗。唐诗宇，也是土改移民，从落山槽搬下来的，多年当公社党委书记。唐成孝，落山槽移民，后来当上公社干部直到前先年退休。刚解放时，十二三岁，人生得机灵，在普安农协会当通讯员，身上背一把明晃晃的大刀。那刀你都看倒过，至今还保存在他家楼子上呢。邓长珍，活了九十岁，养了刘昌云、刘昌建两个大胴胴好儿子。刘昌云，1933年生。入川始祖刘庭富，落业普安江家麻园。有三支人，大房一支迁梅家坝茅坪寺；二房迁东门乡万花岭；幺房迁落山槽燕窝城。还有住耿家院子正堂屋的朱承华、熊昌珍夫妇，生养了一连串的儿女，不晓得哪们养活呱的。（插话：你说起的这些老前辈，我都记得，我常想起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像我这样赖倒人世间不走的人，队里还有几个：高家瑜，读保定军校，伪军官，戴了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都快80岁了；当过生产队长的廖炳贵，老出纳员廖炳常，还有张世财。队上现在的又一代年轻人，你好多都没见过，都上广东打工去了，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屋里尽剩些老人、细娃儿和妇女。噢，过去跟你上一路、下一路耍的娃儿，陈远珠，在成都当了几年兵，现在是乡政府的干部；廖学龙，是个花工木匠，跑陕西，跑湖北；刘昌军，廖学珠，廖学礼，廖学德，都是队上的好劳力，主要发展蔬菜业，天天挑菜上街。哦！还有志娃，他后来顶替父亲去万源万福铁厂当工人，厂巳垮了，他怕早已下岗了。还有更小的一起娃儿，老远看到你来了，就吵吵嚷嚷地大叫：荷包儿！荷包儿！（笔者名字的谐音。）一边叫，一边做出翻上衣荷包的动作，硬是快活得很罗。

你问起的那些老话，现在的人都不兴说了。家家都看电视，我们老家伙听不懂，细娃儿懂得多。么子、哪们子、去呱了.....这些开江话还是说。奶子、伢（妈妈）、挖挖（爷爷），现在说得少了。

嗯那（是的），我们队的自然条件生得好，百大丘天干三年不缺水，大雷大雨不成涝，四周围的膀膀田，有垭口上的大堰塘做保证，灌水栽秧，放水种麦种油菜，复种指数高。大堰塘要是水干了，还有百大丘，尽管车水、戽水，栽种不愁。

是啊，过去几个坡坡上尽都是松树柏树，黑森森的，跟对门子牛山寺的树连成一大片。我当娃儿那个时候，一个人进林子刮松毛儿都害怕呢！现在院前院后的树林竹林还没发展起来。好些年轻人的心思都不在农业上了，都个人跑广东深圳打工去了，屋里只剩些老年人和细娃儿。

口述史：解放初期我在开江等地工作的经历

hellohzq — Mon, 05 Oct 2009 01:00:00 +0800

口述人孙久显，76岁，平昌县白衣乡人，原为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处长级干部，省邮电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口述时间 2006年6月

口述地点成都光华村街学府春住宅小区C幢9楼

记录整理孙和平

我老家在平昌县白衣区圆石乡孙家坝村，邻近有何家坪、胡家湾。那个地方有民谣说，“白衣的屋（吴）住不得，岳家的鱼（余）吃不得，江陵溪的渡（杜）推不得。”

我父亲孙洪明，号名德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农历九月八日生于平昌县老家。父亲人很聪明，便跟着秀才身份的岳父读了点书。1979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去世。享年80岁。

我母亲何德珍，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平昌县老家何家坪。1980年春去世。享年82岁。

二、供給制-包干制-薪金制

刚解放时对工作同志实行供給制，日伙食标准2500元（0.25元），三日打个小牙祭，七天打个大牙祭。当时馆子里吃一碗面200元（0.20元）。

因为工作在乡下，月发草鞋5双；零用钱24000元（2.40元），用于理发、买漱洗用具等。妇女每月发火纸一刀。衣服，年发一套棉的，一套布的。

1952年实行包干制，大约每月发28万元（28.00元）。记得平昌老家农村哥哥来开江看我，苟叔叔请我、李长柱和我哥上馆子，花了10000多元钱（1.00元多）。饭后，哥长吁短叹，说吃这一顿，要当一家人一个月称盐打（灯）油和香蜡纸烛的开销。

1952年或1953年，实行薪金制，分成26个工资级数。我的工资被定为23级，30元左右。1955年被定为19级，60多元。1956年夏工资改革，二机部加职务工资，我最初拿120多元。1957年升到18级，80多元。当时，17级93元、16级106元、15级 110元。13级以上就是130多元，高干的级别了。灾荒年， 80多元的工资仅够买一只鹅，人们便开玩笑说，18级干部是“鹅干部”，19级干部就只能是“鸭干部”了。

三、解放初我的工作经历

我参加工作是因为一个奇遇。1949年暑假的一天，有个外地口音的人走村串乡卖剪刀。父亲要买，但没钱，提出拿三升新麦交换。卖者很爽快，说下次来收钱不迟。卖刀人说话中很注意打量我，问到我各方面情况，知道了我还是个学生。到后来，他神色严肃，单刀直入问我：

“你知道共产党吗？”

我回答：“怎么不知道？红军闹革命那个时候，父亲作过村苏维埃主席呢。”

“你认为共产党怎样？”

“共产党好得很嘛，我们（平昌农业职业学校）学生都在议论共产党快要来解放平昌了！”

卖剪刀人又问道：“你要愿意的话，我请你作农村情报通讯员，怎么样？”

我痛快答应下来。不久，我就按他的要求，秘密做了情报收集，写了一份报告寄到达县他指定的地址。

不久，平昌欢天喜地迎接了解放。1950年7月我又回家耍暑假。一天，哥从江陵渡赶场回来，说：“麻柳区张（佩荣）区长见到我了，要我通知你，说高县长打来电话，通知你立即去达县地委训练班报到学习，明天就动身。”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都高兴起来，但又不明白谁是高县长？他怎么要通知久显呢？周围青年学生不少，咋不通知？后来参加群众大会，才发现作大报告的高县长，原来就是那个化装卖剪刀的人。叫高金科，山西人。先后作平昌、达县县长。文革前，听说调任重庆市委机关任党委书记。他大概已不在人世了。

1950年7月，我在达县地训班学习一个多月。土改工作第一期开始。我没参加。学习结束后，在达县江陵乡（后划归平昌县）搞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扩军，先后任村工作组长、乡工作队队长。1951年2月，搞扩军。扩军工作的方式，现在怕是看不到了。工作队员分组行动，先由请来的打更匠或乡上的勤杂人员站在街头、高岩上，鸣锣三声，再由队员向老百姓喊话，宣讲抗美援朝斗争。当时连个话筒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就拿两只手作话筒，声嘶力竭地喊。就这样一个乡、一个乡地去宣传、去动员。老百姓很踊跃，青年人争着报名。4月，工作胜利完成，扩了301个。

体检下来，最后一个人是个实心脚板儿，走不得路，不符合招兵条件。这个人扑通一声跪下地，又是磕头又是作揖，挽三挽四求我们收下他。最后看已是无望，伤伤心心地哭着走了。有个胡金玺，退伍后在山东作火车司机8年，回乡任乡长多年。

1951年5月，我到宣汉虎壤乡3村搞二期土改，作支点组长，有10来个工作队干部，管三个村的工作。到8月15日，放假3天。组织上发10个月饼，装在一个印有“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前进”的丝绸袋子里，同意我们回家过节。过节后，回到宣汉，组织农民通过变工方式成立互助组，抓好秋收，发展生产。工作十分辛苦，组里四个人，路上走累了，天黑了，常常就地睡在打了谷子的干田里，几捆谷草一铺，便你一声我一声地打起了呼噜。早上醒来，浑身露水也不管了，又急着赶路。

那个年头，干部在老百姓中间很受尊敬，我被称为“孙同志”，农民则称我为“孙工作同志”，进一步，还称我为“孙工作队长同志”。

1951年9月，在达县地委开了扩大干部会，我下到开江任市区清沙乡搞三期土改，担任乡工作队队长。又搞统购统销，工作难度大。一直干到第二年的3月结束。土改没收地主的牛羊猪鸭，但没收不了地主的狗。

1952年4月到7月，调到普安区三反五反办公室（实际上已取代党委政府的职能，行使一切权力），兼任区共青团团委书记。当时有一张照片，至今还保存下来，摄于镇上关庙大坝子，是“庆祝三五反伟大胜利暨新团（队）员入团（入）队宣誓大会”，时间是“1952年5月10日”。照片上，近百名新少先队员身着整齐的白色队服，成三排，最前排是腰鼓队，坐下来，还做出一个举手打鼓的舞蹈姿势；后面二百余名男女新团员和工作队干部顺着长长的石阶站成十多排。最后面的团员还高高地斜拉着4面团旗和队旗，十分引人注目。我站在第三排最右侧，人多，我只现出一个头。这张照片虽已发黄，但十分珍贵，应是开江一段历史的难得的实物资料。

1952年8月到1953年9月，我回到县上，在县委组织部工作，作干事。

1953年10月到1954年10月，在开江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人事科负责工作。期间，曾下到靖安乡搞统购统销试点工作，作乡的工作组组长。

小时候读课文“成都”，对成都好羡慕哟。1954年12月，我与几位同志调离开江，竟然是去成都。当时，省委从各地抽调干部充实工业战线，我被分派到成都东郊圣灯寺719厂干部科。7字头的厂都是国防厂。第二年5月份，被临时抽调到北京二机部十局。当时部长是赵尔陆。我被分派到重庆、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兵工厂，考察选拔干部、工人赴苏联学习。搞了一年多，被上调二机部干部司，发文后，但省里没让去。55年底，作干部科副科长。1958年秋，调省委工交政治部干部处。

在北京，配一辆进口自行车。星期天去景山公园玩，看崇祯皇帝吊死的槐树丫枝处被游人摸成了很深一条槽，枝丫都快要死了。

三、当时的地县两级领导干部

达县地委，第一任书记是杨绍增，后调建设部作局长。他平时爱穿一件黄呢子中山服。那个年代，呢子质量差，稍一磨擦就要露出很多线头。一到开会，他坐一把藤椅子，便老是在黄呢子衣袖上拔线头，人们戏称为“猴子拔毛”。副书记是范铭。第二任书记是丁耿林，知识分子，讲话作报告，水平高。李香山是第三任书记。

开江历届县委书记，第一任是杨佐凤，文化低；接着是罗曼、董杰。

罗曼文化最高，山西人，他睡觉的床，是一架从地主那里没收的雕花铜床，金灿灿的。他将床搬到机关里来，而其他干部都不好睡得。董杰是山西人，习惯盘腿打坐。（苟在杨讲述：第三任书记董杰，文化低，但掌握政策稳。第四任许富岐，文化低，一开会就打瞌睡。思想极左。一次在大会上讲话，说：要发动大批妇女解决基本问题。1963年，省监委书记梁其山坐镇开江，解决张某左倾浮夸风问题，期间，指出张“态度恶劣，对抗县委，吃耗子药”，撤销县委副书记职务。第五任姜鸿儒，山东人。）

开江历届县长，首任县长由书记杨佐凤兼任（1950.1-1950.6）；第二任县长李惠（1950.6- 1952。9）调任南江县委书记；第三任县长董杰（1952.9-1954.11）；第四任县长陈庆德（1954.11-1958.5）；第五任县长罗登田（1958.5-1965.12）；第六任县长崔学明（1965-1967.1）是建国以后开江第一个本县籍县长。

当时组织部里5个人，部长杨清槐，巴中地下党的，17级干部；阎旭东；李宪德，一脸大麻子；还有罗清云，是冯晋彪妻子，原来是随军南下家属，不识字，被安排作收发一类的事儿。记得机关里有个人名叫“张开了”，同事开玩笑把他叫“喳开了”。

四、思想政治与社会风气

1952年8月7日入党，参加宣誓的还有张歧俊、苟在杨、何恩云等10人。

过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总是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的批评意见往往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这些话让人听了很敏感，每一次都会弄得人满头大汗，哪怕冬天也是如此。在干部队伍中，山西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员资格老，说话做事很有份量，要是被他们看不顺眼，哪怕是轻轻哼一声，你也会心惊肉跳。在虎壤乡土改，一位老地下党员在两根长板凳上睡觉，蚊子多，他手指甲又长，在胸膛上抓出了长长一条血痕。次日醒来，他硬说工作队内部藏有敌人，要杀他。这一说，非同小可，全队干部都惶惶然不可终日。

1954年前，苏联花布充斥中国内地市场，但社会购买力低，普通劳动者想买买不起，县委研究，动员机关干部带头买布。县委书记还带头穿上大红牡丹花衬衣，朵是一朵的。

当时青年干部中间流行恋爱对象的标准说法，叫作“样子像演员，工资八十元，身体像运动员”；“周总理的口才，金日成的人才，文才”。

五、回乡探亲

由于工作紧张忙碌，1950年离开家乡后，记得仅给父母寄过一封信。又因为工作地点变动大，行踪不定，家里再也不知我的去向。父母为儿担忧，出门在外的我，人年轻，全然体会不到父母的盼儿之心。

1951年5月，在宣汉虎壤乡3村搞二期土改，到8月15日，放假3天。组织上发了10个月饼，装在一个印有“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前进”的绸袋子里，同意我们回家过节。路上走了三天，到家那天，远远见母亲在地里摘四季豆，我叫了一声“妈”，妈却一脸惊吓，拔腿就跑。原来，乡里谣传很多，有的说我已经死了，有的说我在坐牢。父母认定我已不在人世，已为我烧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纸钱。唉。

1960年秋，我从省上到达县地委参加会议，顺便回老家三天。乡亲们一见面就跪地磕头，磕响头，泪流满面。他们的日子过得太艰难，甚至是过不下去了。咦吁叹息一番，便只能是掏出钱来，一人给5元钱。给到后来，已是身无分文。

1964年春节，我第一次带着妻子回家乡。临走之前，在成都准备了不少面巾、铅笔、老人穿的衣服等礼品。路过达县，地委的同志帮忙搞到10条香烟，5条是黑牡丹，5条是大前门，还搞到了一些糖果、罐头等物品，都是连街上见都见不到的稀缺物资。一回到家，四近乡邻都涌到院坝里，争着要看省城来的“洋媳妇”。正是春节，乡邻都自带了葵花子和炒胡豆什么的，一边磕着，一边看着、议论着。那热烈的气氛，弄得妻子很不自在，但又莫法回避。我们便拿出香烟，给客人们一一递上，点燃。最后留下一盒给了父亲。一天下来，院坝里的瓜籽壳铺了满满一地，厚厚一层。

老家一带，在土地革命时期和后来出去的老红军干部很多。1964年我们回去后，当地农民乡亲“观察发现”：老红军从北京返乡，老婆穿的是高跟皮鞋；大干部从省城成都返乡，老婆穿的是平跟皮鞋。

六、其他

1952年8月，川北行署撤销，建四川省政府。

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1954年前，开江县机关内修办公大楼，就是至今还在的走马转阁楼。当时主要砍伐双牛山上的树作木料。